昨日去上海图书馆，公交车上人满为患。这个时节，寒风萧瑟，自然车窗紧闭，空气十分不好。不到一刻钟，我的肚子翻江倒海，晕起车来了。再过一刻钟，坚持不住，把胃内的污秽物全都吐了出来。可惜弄脏了车窗，旁边的阿姨也跟着倒霉了，头发上溅了不少，我感到十分抱歉。经过一小时的颠簸，车才到终点站。然后转地铁一号线，到衡山路。走路十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其时已是上午九点一刻。算起来，这趟路程花了两个多小时，我终于感叹，在上海之于出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平时幽居在闵行，生活成了三点一线——图书馆、食堂、公寓，连去趟超市都懒得迈步；习惯成自然，对于出行也就无所谓。过去的我，却并不如此的。长沙天马山下，公寓靠着湘江，离学校半个钟头的路程，早上为了赶课，常常是六点三科起床，七点背着书包出发。一路上呼朋引伴，海阔天空地便聊开了，顺便在路边的小摊小贩买上几个包子、一盒牛奶，食之，味甘。时间充裕，还能在小店坐下，吃碗肉丝粉，外加两根油条，充其量三元钱。路途中要穿过湖南大学校园，我们喜欢走小道，校园林荫道上停满了自行车。说也奇怪，湖大的公寓靠近校区，可自行车奇多。师大的公寓离校园老远把远，自行车反而少了。那段日子，周末时也喜欢出游，也不乘车，就是步行。记得有一次，同几个哥们，从天马山下出发，沿着湘江风光带，穿过湘江一桥，河中间是橘子洲，我们从桥上过渡到橘洲。从橘洲这头到橘洲那头，整整一个下午，都耗在那座水陆洲上。

       下午放学后，朋友们都喜欢爬山。从岳王庙上去，在山中漫步，聊些生活趣事，或者寻找自然的韵味。当然，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也喜欢寻找岳麓山上的墓地，做些实地考据（这还有益于学习，大三那年，学校组织实习，一位老师分配的任务，居然是调查山上的墓地，并列出墓主的生平事迹）。偶然一次机会，我们发现了杨树达的墓，还有一位湖南大学校长的墓。杨树达的雕像矗立在师大文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大家戏称他为“达叔”。山里的墓我们还是第一次发现，那儿静静地躺着一位故去的文字学家和史学家，也许肉身骨骼早已化成春泥，而从旁经过，我总能兴起不少兴废之感。岳麓山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墓，无名小卒的墓，早已被后人的脚步踏平，只有在清明挂扫之时，待得小土堆插上祭花和供品，我们才晓得那是别人的安息之处。当然喽，山上不乏名人之墓，墓边修葺整齐，茂林修竹，青翠的柏树矗立两旁，同时还专门修筑供人参观凭吊的路基。这些名人的墓穴，多为辛亥革命的先烈，如黄兴、蔡锷、陈天华。陈天华在日本陶海自杀，尸体运回长沙，安息之地就在岳麓山。据史载，当时的安葬仪式，极其壮观，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少，纷纷为这位英烈送行。彼时湘江尚无大桥，棺木用船运送过江，两岸站立黑压压的人群。陈天华安息于岳麓山，另一位清末的激烈言论家，写出《新湖南》的杨笃生，亦是一位以身殉国的英烈，他的墓却不在。除这两位外，谭嗣同也算是为主动引颈就刃的壮烈之士。这三位人物，何其激昂，竟不惜生命，轻死剽急。又是三位湘人，同处晚清那样一个时代。令人叹息、扼腕。很早的时候，大约还在长沙时，我就有个想法，希望能为三位人物做个合传。这个传记不在乎历史的考证，只期待用激情的笔调，写照出他们内心的复杂心态、壮烈行为背后的慷慨激昂和那个时代的急迫。这只是个美丽的梦，当时的那批朋友，兴致颇浓，大家都怀着一颗不平凡的心，一位衡阳的同学，甚至扬言要重振船山书院。时过境迁，有些同学硕士已快毕业，日日为生计奔波，世俗的事情侵扰不断。偶尔向他提及当时的理想，彼君苦笑不止。确实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虽然，我仍然怀着一个简单的心，盼望着能在岳麓山下有个小窝，那些朋友们也都回来了，重叙旧梦。也许这真的是个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