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人观和人生观

一、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理解近一百年以前那些引领时代风潮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有相当难度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时代的阻隔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不可能拥有时光倒流的神奇力量，从而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切身实地去感受思想的力量。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怀抱敬畏的心情，从思想家遗传的文字中梳理历史的脉络，而在此过程中又不免掺杂个人的想象和独特的理解，西方史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十分在理的。

另一难题端在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1]这种思想的驳杂和丰富表现在多个方面，而个人观是其中显著的一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人观会具有这样的特点？也许，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就像两种颜色不同的染料混杂在一起，质地颜色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大时代，知识分子身上既体现着传统的精神气质，继承着主要自明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接受来自西方的政治、伦理、宗教、经济等观念。知识分子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求索，但他们的思想往往是飘渺不定、不中不西，这就为我们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想带来了特殊的难度。以个人观为例，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显然来自西方[2]，如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政治上要求个人自由、平等，重视个人权利等。但是，西方个人主义自身有一个衍变的过程，并伴随着个人观念的不断修正，不仅如此，西方个人观念存在地域差异，如英美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德国的精神个人主义。因此，在分析知识分子的个人观时，我们不得不先去梳理西方的个人主义历史，更为糟糕的是，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个人观念时，不单单继承了一种个人主义传统，而是多种思想资源共同影响的结果。

从西方移植的个人观并不一定会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所谓淮南为桔，淮北为枳，西方的观念进入中国时必须经受本土文化的熏染，从而染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于是，在阅读知识分子的文字时，我们既要分辨那些源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观念，又要时刻关注浓厚的中国烙印。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有自己的内在理路[3]，另一些研究者则将中国现代个人观的兴起归诸于西潮的冲击，中国的反应。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兴起是否有自己的内在理路，这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却为我们认识那五彩斑斓的思想增添了难度。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观的复杂多样。高力克在《五四的思想世界》一书中便将此时期的个人主义划分为以下几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尼采式的贵族个人主义、胡适提倡的易卜生主义、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4]高力克所作的个人主义划分仅仅涉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青年》精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将眼光对准那些亚主流知识分子和一般的知识人，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人观会更加丰富多彩。[5]

二、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图像

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念如此复杂，要理清思路自然不易。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顾红亮、刘晓虹提出的用伦理的个人观、政治的个人观、历史的个人观三分的方法似乎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得注意伦理和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瓜葛，如张宝明指出的那样，《新青年》同仁惯于将伦理政治化，将政治伦理化，这大概是古代士大夫“内圣外王”精神的现代翻版。[6]

个人认为，面对复杂的思想世界，我们不能运用一种解释框架便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图像一网打尽。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的便利之处在于它省却了考察具体历史的麻烦，但却抹杀了历史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可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丰富的历史做出总体性的解释。

 

补充参考书目：

1、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文中多次引用《东方杂志》上刊载的文章，说明此杂志是个人观念话语表达的又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2、郭颖颐，《世纪末重看胡适对个人主义的见解》，载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3、曹峻扬，《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间探索“第三条道路” 》，未刊，见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黄艳飞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周五下午是两星期一次的世界历史通论课程，主讲是系主任于伟民老师。半月前已听过此课，于老师讲课中规中矩，波澜不惊，比起王老爷子来还是欠火候。讲课内容也无甚新意，但鉴于此乃本学期第一次通史课程，又有考试成绩的压力，我不得不静心听之。半月后，于老师上第二次课，上课内容竟然雷同（他的解释是第一次没准备好，这节课再做深入探讨），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伤害。我有一习惯，中午要小睡一会，但此课正好是13点开始，午休的例行公事被打乱，于是乎，上课精神极差。总算熬到下课，正想往图书馆去看书，但在路上忽然兴起打篮球的念头（可能是天气太好，吾不忍辜负之）。打完球已是下午5点半，全身湿透了，回来的路上碰见研二的师姐，看见我这狼狈像，她提醒我别感冒，因为上海的天气很潮湿，稍微着凉就容易感冒，兼以换季时节，咋暖还寒，就更得注意。她讲的话我全没放心上，倒是记得今晚知渴读书会又重新开张，总得去捧捧场。

     于是乎，急忙赶到历史系会议室，刚坐定，隔壁问大哥希望我点评黄金娟的发言；天地良心，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我根本没看过，故连忙推脱。但问大哥坚持要我讲，没办法只得应承下来。可想而知，我乱讲一通，全然脱离陈旭麓先生的文本。点评完后才发觉身体不对劲，头依然晕乎乎的，身体发冷，似乎是感冒的前兆。此时我才充分认识到感冒这家伙的威力。无心听他们讨论了，找个借口闪先。回来洗完澡，上上网就睡了，但鼻塞很严重，跟冰冻时期的京珠高速有得一比呀！

     早上一来已是9点多，感冒依旧严重，但我还是有读书热情的，于是到图书馆去。因为许老师的博士思想史课程本月24号要上课了，但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所以就不得不认真研读《新青年》，随后便找来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一书阅读。这本书写得较精彩，因此占了我半个上午和整个下午的光阴，内容看的三分之一强，对思想史课程的主题渐趋明晰。其中有一段印象深刻，讲胡适的易卜生主义。1918年，胡适撰文专门介绍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上开辟易卜生研究专号。胡适较推崇易卜生主义（其思想主要是实在主义和个人主义，注重人的解放和自由），易卜生的戏剧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五四知识分子的易卜生主义热。易卜生的戏剧人物中有个叫娜拉的妇女，她敢于反抗传统的压迫和世俗的眼光，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典范，同时也是个人解放的象征人物。娜拉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充分象征意义的，此时我忽然记得韩国美女张娜拉，顺便回忆起在麓山湘水下的四年时光。犹记得大一的那个夏天，和同学在街头漫步是发现地摊上的明星贴图，其中有个女孩甚漂亮，于是买了回来，贴在宿舍的墙壁上。许久以后，我才晓得画中的美女名叫张娜拉，韩国人，大概张美女的父母给她取名时是有寓意的吧！

     不经意的两个字，忽然带出这么多的回忆。

    

    回上海已近半月，学习紧张，生活忙碌。博客很久没更新了，似乎没有心情。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值得笔录的，因为今年的寒假很特别，很深刻，多少年后也不会忘记。还是按照历史的时间维度叙述吧。1月15日，在晚点三个小时后，火车终于停靠在长沙站。我回来了，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半年的牵挂终于在这一刻一刀两断。一切都没变，只是大地铺上一层白雪。天气很冷，学很漂亮，岳麓山上结了雾松。雪最初是美丽的，但没想到的是美丽一直伴随着整个假期，最终，美丽变成了灾难。也许这就像玫瑰，虽然美丽，但也会刺人。我无法描绘当时的心情，是激动？不是，我的心很平静；是冷眼旁观？更不是，四年的青春已让我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是陌生？有一点点，套用俗语，大概是熟悉的陌生吧！你们知道么？学校没变，师友没变，麓山依旧静坐，湘水仍然流淌。天气很冷，温度在零下3到4度左右，不要拿这个温度跟北方比，在南国，零下足以让人整天钻被窝。但是，冷又如何，寒冷能侵蚀我那火热的心么？故此，那个结冰的晚上，几个好友手挽手从天马走到师范大学，穿过繁华的堕落街，在宿舍楼下与朋友热火朝天地神侃。难道这就是青春的热情？在此，我的语言是苍白的，一句感谢送师友，看吾重演“双城记”。谢谢非非、小河，谢谢基地的兄弟姐妹，谢谢你们的包容和仁爱。谢谢岳麓湘水，没有你们的风姿，生活又是多么的无趣啊？

    18日，离开长沙，我要回家了，那魂牵梦萦的故乡。天阴冷阴冷的，雪还没下，但冷得厉害。19日，开始下冻雨，绵绵细雨从天上飘下来，变成了冰；之后的几天，冻雨一直在下，冰越结越厚。不久，电线杆倒了，家里漆黑一片。24日，天上开始飘雪，雪落下来也接成了冰。冰，到处都是冰，路面，树枝，池塘，屋顶，到处都是。可想而知，当冰越来越厚，我们只能过原始社会的生活。原始社会倒不是绝无生存之所，否则人类又是怎样进化到现代的呢？关键的问题是：让一个现代人回到原始社会，生活能持续多久？我知道，这种生活不会永远持续，太阳总有一天会出来。2月1号，2月的第一天，又是一场暴雪，晚上躺在床上，听山上树枝噼里啪啦折断的声音。2号，雪停了，但地面已经很厚很厚了。3号，太阳终于出来了。

     17号，回到上海。忙碌的一个学期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