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的传统“共同体”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

一、乡村建设的缘由

民国时期，梁漱溟热衷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将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付诸实践，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外部因素而导致的失败。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无中生有的稀罕物，其中必有缘由，佛家曰“有果必有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之因便是梁漱溟对秩序的追求。

在梁漱溟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已混乱不堪，政治、经济、文化完全失调。政治上，中国无法建立统一的政权和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则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也顿然随之俱非，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制度联系不上，直乱到今天。”（《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页，下面引文简称《乡》）经济上，中国没有走向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相反，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的挤压之下日益凋敝。另一方面，西洋文化在外缘的冲击导致了中国严重的文化危机，传统的礼俗、制度、学术、思想已失其准的，而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故传统文化的危机对乡村的破坏尤大，梁漱溟说，“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将当时中国的混乱、无序诊断为文化失调，“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乡》，第22页）面对中国社会的无秩序状态，梁氏开出的药方便是乡村建设，并期之以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他说：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更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乡》，第19页）

 可见，梁漱溟对乡村建设委以重任，视之为解救当前危机的稻草，这种价值取向也体现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书名上（该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此期待下，梁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演绎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追溯历史，后人往往视梁漱溟的理论为空洞、不切实际、“乌托邦”，而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失败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饱含温情，因此，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汲取了传统的思想资源。故此，我认为：梁漱溟建构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西方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或社群，毋宁更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共同体”。

二、建构的传统“共同体”

这个小标题中，有两个关键词：建构、传统“共同体”。建构一词，不仅表示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的思想创造，而且还有更深层的涵义，那就是，乡村建设是一个理性的组织过程，有一套完整的实施方案与组织机构，而这个特点是传统“共同体”所不具备的。传统中国的“共同体”，主要指家族、氏族、以市场为中心的村落等等。在这些“共同体”中，伦理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经济上则是自足的团体，而小“共同体”的普遍推广则构成一个大“共同体”，如地方的行政区划或朝廷。这样的“共同体”社会具有什么特征呢？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图画。概括言之，那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宗教不甚发达，人们崇尚和谐、和平。但是，这种社会在近代却逐步崩解，传统的各个面向纷纷丧失其约束“共同体”社会的作用，到民国时期，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进入无秩序状态，故而登高呼号，提倡乡村建设运动。

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汲取了传统思想的多种资源，如，他重视礼俗和伦理在维系乡民关系上的作用，主张先农后工等等。他绘制了一幅乡村建设运动成功后的美好蓝图，其中要达致六项目标;

“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并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不相离的；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是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乡》，第355—361页）

这六项目标，大多是传统“共同体”社会的组织规范，如重伦理、教化、理性，以乡村为本，其中，梁漱溟尤为注重伦理。在乡村建设中，伦理高于法律，“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面颁行法律。所以新礼俗的开发培养成功，即社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养成功。”（《乡》，第118—119页）。当然，梁漱溟所谓的伦理与古代的伦理纲常毕竟有区别，梁氏关注的是个人对“共同体”的伦理，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他认为，个人在“共同体”中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而非消极无为，是积极参加“共同体”活动的，而非“一盘散沙”式的。故，梁漱溟说：

“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个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乡》，第146页）

这句话殊为值得注意，梁漱溟自几也承认，“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固有精神的团体组织，同时又吸收了西洋人的长”，所为吸收西洋人的长处，大概指乡民的积极向上精神，指乡民作为“共同体”一分子而具备的参与意识，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在梁氏看来，这是西洋人的长处，正好可以医治中国人“散漫不团结”的弊病。

乡村建设的诞生是为实践而预备的，因而它有一套完整的实施方案和组织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理性的建构过程，而古代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千百年来形塑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与传统“共同体”的区别所在。

理性的建构需要一套制度和组织保障，而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组织系统主要包含四个部分：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总干事）、乡民会议。四个部分各具特色、各司其职。乡长司“监督教训”之作用，主要是防止系统运行过程中流弊的产生。乡农学校司“推动设计”之作用，主要是由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团体系统，以指明前进的方向，实质上是一种先知先觉型的“启蒙”。乡民会议司“立法作用”，主要是要让每个分子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乡公所司“行政”之作用，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三、小结

无秩序是梁漱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是他坚持不懈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缘由；读其文字，很能感受到一种急迫的情绪，这源于他期冀重建社会组织结构的强烈愿望。但是，后人往往视其理论为不切实际或“乌托邦”，而忽略了乡村建设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我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所建构的团体很难用西方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或“社群”来解释，而毋宁类同于传统中国的“共同体”。

当然，在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过多地缠磨于政治势力之间，处处受外部环境之制约，兼以自身理论的局限，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但是，它留给后人深刻的反思。在20世纪的变迁中，中国没有建立西方式的社会，1949年后更经历巨大的社会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迥异于传统的“共同体”和西方社会。不过，1978年后，传统的“共同体”有某种回潮迹象，在乡村社会中，伦理在相当程度上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家族共同体重新涌现，这可从当下日益火热的族谱、家谱修订见其一斑。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其中是否有值得可取之成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