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抄究竟好不好，很难讲。全抄当然恬不知耻，好比人家光鲜美服地，心底里就泼了醋，恨不得趴下来穿在自己身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好文章没有不是抄出来的。读小学时，语文老师总会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写好文章要学会抄，抄别人优美的词语、句子、文法，抄得多就变成自己的了。那时我很信服老师的教导，笔记本里汇集不少东抄西抄来的佳言美句。考试一到，拿出来翻翻，虽然谈不上文思如泉涌，但也不至于枯坐看窗外的天。老师也夸我，说文辞好，当然他不会去关心这些文辞究竟抄自那本书录自那段话。就这样抄来抄去，抄了十来年，我把自己抄进了一个叫大学的地方。本以为大学何等神圣，教授何等高尚，学生何等地具有青春的创造力，这种地方再也不会发生抄之类的事情了吧。小学中学抄抄无所谓，反正知识浅陋，抄乃为长见识。大学乃创造知识之殿堂，仍旧抄似乎说不过去。后来大学里呆了几年，亲自体验了大学生活，才发觉过去的想法不对。大学也得抄，而且抄得更凶，抄得更广，抄得更多，似乎一切好文章都是抄出来的。大学我进历史系，据说此系学生最能抄，寻章摘句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乎史学总有出不尽的资料集、文献汇编。写篇好的史学文章，抄出来的大概占去大半，抄得不好便无法连缀成文。于是身边同学常常自嘲“写好文章，‘抄’难”。抄少了不成，少了老师给你来句“缺乏论证，史料不充分，无说服力”，抄多了也不成，多了老师会牢骚满腹“尽是些史料堆砌，迷失在历史森林里了”。光抄一个人，孤孤单单无旁证，所有人都抄，泛泛而论无中心。光抄中国的不好，只抄外国的也未必佳。所以讲，抄得好，还真难。

     以前我自以为抄功不赖，好歹也抄进了大学。自从读了史学，看看那些高山仰止的前辈，才知自己功夫不行，得好好补补课，学学前辈们的抄功。据说优秀史家都能抄、善抄。余英时跟着钱穆读史，专门备了不少笔记本，专抄书中要点。后来钱穆拿起弟子笔记一看，发现问题不少。笔记密密麻麻，行行紧挨着行行。钱穆便说，段落与段落间应该隔开尽量大的空间，此后如发现相近相反论点，照单录下，如此抄出来的便非孤证，旁证反证俱全，立论才不陷入孤立。钱穆当然是史学大家，于抄功自然深有体会，他以此法教余英时，实质上是教导他要多注意某一问题的多种论述，眼睛不能死盯着一家之言。钱穆是老一辈史学家，他们那一代，治学自有一套方法，乾嘉余风引经据典很是稀松平常。中国古代笔记体史书非常多，近代也有。史家灯下读史，一见有价值的史料便录下来，天天录就成了“日知录”。钱锺书著《管锥编》，誉之为现代版《日知录》。钱锺书记忆力超群，博闻强记，读了那么多的文集、古籍，中书西书兼通。即便如此，著一部《管锥编》，仅仅靠超强记忆力怎能完成。想必钱锺书出生旧学家庭，对于乾嘉治学之传统本不陌生，抄书之功力自然深厚，日抄夜抄，终于成就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