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别人很容易，认识自己却很难。有人拼命想看穿时代，但终究没有看透，因为他身处时代而不知。

        

        

      朱子讲“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实换个位置却甚好，先正心诚意，再格物致知。闷头去格物致知，伪了，虚了，俗了。那又如何正心诚意呢？我亦不知。

      其实读书亦然，不正心诚意如何读得好书。可惜，我心不正意不诚。或许一声叹息能开启心正意诚之路吧！

人同此心，心同此月，同在一轮明月下，何处不是故乡人。

      中国读书人爱做梦，一梦归隐田园潇洒如风，二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三梦“为学术而学术”。第三梦只有一半，中途或者归隐装清高去了，或者如明夷待访去了，或者不见于今朝则藏之于名山去了。所以第三个梦只是半个。

    21日临近，早先见朋友写怀念文章，只可惜他记错时间，三年变成两年，实在不该。或许不应深责，毕竟人事代谢红尘若梦，遗忘总会发生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抄究竟好不好，很难讲。全抄当然恬不知耻，好比人家光鲜美服地，心底里就泼了醋，恨不得趴下来穿在自己身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好文章没有不是抄出来的。读小学时，语文老师总会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写好文章要学会抄，抄别人优美的词语、句子、文法，抄得多就变成自己的了。那时我很信服老师的教导，笔记本里汇集不少东抄西抄来的佳言美句。考试一到，拿出来翻翻，虽然谈不上文思如泉涌，但也不至于枯坐看窗外的天。老师也夸我，说文辞好，当然他不会去关心这些文辞究竟抄自那本书录自那段话。就这样抄来抄去，抄了十来年，我把自己抄进了一个叫大学的地方。本以为大学何等神圣，教授何等高尚，学生何等地具有青春的创造力，这种地方再也不会发生抄之类的事情了吧。小学中学抄抄无所谓，反正知识浅陋，抄乃为长见识。大学乃创造知识之殿堂，仍旧抄似乎说不过去。后来大学里呆了几年，亲自体验了大学生活，才发觉过去的想法不对。大学也得抄，而且抄得更凶，抄得更广，抄得更多，似乎一切好文章都是抄出来的。大学我进历史系，据说此系学生最能抄，寻章摘句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乎史学总有出不尽的资料集、文献汇编。写篇好的史学文章，抄出来的大概占去大半，抄得不好便无法连缀成文。于是身边同学常常自嘲“写好文章，‘抄’难”。抄少了不成，少了老师给你来句“缺乏论证，史料不充分，无说服力”，抄多了也不成，多了老师会牢骚满腹“尽是些史料堆砌，迷失在历史森林里了”。光抄一个人，孤孤单单无旁证，所有人都抄，泛泛而论无中心。光抄中国的不好，只抄外国的也未必佳。所以讲，抄得好，还真难。

     以前我自以为抄功不赖，好歹也抄进了大学。自从读了史学，看看那些高山仰止的前辈，才知自己功夫不行，得好好补补课，学学前辈们的抄功。据说优秀史家都能抄、善抄。余英时跟着钱穆读史，专门备了不少笔记本，专抄书中要点。后来钱穆拿起弟子笔记一看，发现问题不少。笔记密密麻麻，行行紧挨着行行。钱穆便说，段落与段落间应该隔开尽量大的空间，此后如发现相近相反论点，照单录下，如此抄出来的便非孤证，旁证反证俱全，立论才不陷入孤立。钱穆当然是史学大家，于抄功自然深有体会，他以此法教余英时，实质上是教导他要多注意某一问题的多种论述，眼睛不能死盯着一家之言。钱穆是老一辈史学家，他们那一代，治学自有一套方法，乾嘉余风引经据典很是稀松平常。中国古代笔记体史书非常多，近代也有。史家灯下读史，一见有价值的史料便录下来，天天录就成了“日知录”。钱锺书著《管锥编》，誉之为现代版《日知录》。钱锺书记忆力超群，博闻强记，读了那么多的文集、古籍，中书西书兼通。即便如此，著一部《管锥编》，仅仅靠超强记忆力怎能完成。想必钱锺书出生旧学家庭，对于乾嘉治学之传统本不陌生，抄书之功力自然深厚，日抄夜抄，终于成就巨著。

    

      夜阑卧听，自然发出的生命之音悄然潜入耳际，此时的声音，是生命的律动，无声无息，生生不已，平日里我们漠视它们的存在，可万物法自然，于无声之中现生机。

     凌晨时分的生命律动，大约是白日里听不到的罢。汽车的鸣笛声，机器的作业声。车辆呼啸而过，激起片片扬尘，机械的动力轰鸣，冒出阵阵灰烟。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使你听不见微风吹动柳条的拂面之音，耳畔再无画意诗情般的泉水叮咚。

     今夜，有三种声音，潜入耳际。三种声音有凄惨，有闲适，有恬淡。那凄惨的，是野猫的厉叫。野猫也是些野猫，白天，它们三五成群，竹林从草为其栖息处。阳光灿烂时，它们慵懒地躺在公寓阶前，冷眼旁观如我辈般ji进进出出而不知为何物的学子。夜间，尤其是凌晨之后，野猫的历叫，常成为吾辈的催眠曲。那历叫，像极了婴孩的啼哭，甚而会愈加尖刻，入耳则心动，恻隐之心遂生矣。凄凄惨惨的野猫，那历叫无外二因：一是发春；二是饥饿。发春是为情所动，饥饿是为欲所引，情欲二字，是那些野猫的“自然”，本然于此，又何可责焉。在人世间，也有一群野猫似的浑人，天天干那禽兽的勾当，非但如此，浑人们大肆咆哮，情本是天理，欲实乃自然。浑人们的话，是自我贬抑，自降身份。孟子讲过“人之异于禽兽，几希”。这个几希 ，实在太高明乐，那些自贬自抑的浑人，心里是没有几希的。

      第二种声音是蛙鸣。惊蛰刚过，穴居的动物便不安分起来了。天气转暖，气温上升，洞里的蛙呀蛇呀都要出来了。听处蛙声一片虽为时尚早，不过零零散散的鸣叫宣告着春天的姗姗来迟。犹记得去年，来上海的第一个夏天，热浪袭人，凌晨时分，窗外处处蛙声，自然的和谐之音穿堂入户，恰似那解暑的凉茶，梦里梦外，似幻似虚。闵行的蛙声，是纳凉消暑之良药，但若比起湖南乡下来，还是不够纯粹自然。闵行号称“荒郊野外”，不过工业文明早已侵入，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家乡的夏日，是一场自然的交响曲，是货真价实，不含半点山寨成分的天籁之音。所谓蛙鸣蝉吟，莺歌燕舞，清水溪水，个个都是会动的音符，个个都会心会意，从不可以去骚扰侵害。清晨时，你会被莺歌吵醒，正午阳光毒辣辣时，鸣蝉就会闹个不停，夜间的大樟树下，三姑八婆，便家长里短地传播着乡间的流言蜚语，少男少女自会有乐处，而那蛙声便是理所当然的协奏曲。

     第三种声音是春雨恶稀稀落落，伴着微风。春雨是无知无智的，比不得野猫的嚎叫。不过，古人云，亲亲，爱民，仁物。仁物之物，不惟是有知的花花草草，不惟是有智的走兽飞禽，也是那自然天地间无生命的东西。古之圣贤，常生出一种对于天地间万事万物的美好眷恋，甚而将无生命的赋予情感，将有生命的拟人化。夫子感逝川，孟德观沧海，逝川、沧海无知无识，他们却悟出人事的无常、生命的悸动，这不正是对于天地万物生出的仁爱之情吗？夫子又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言不虚。

       昨日去上海图书馆，公交车上人满为患。这个时节，寒风萧瑟，自然车窗紧闭，空气十分不好。不到一刻钟，我的肚子翻江倒海，晕起车来了。再过一刻钟，坚持不住，把胃内的污秽物全都吐了出来。可惜弄脏了车窗，旁边的阿姨也跟着倒霉了，头发上溅了不少，我感到十分抱歉。经过一小时的颠簸，车才到终点站。然后转地铁一号线，到衡山路。走路十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其时已是上午九点一刻。算起来，这趟路程花了两个多小时，我终于感叹，在上海之于出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平时幽居在闵行，生活成了三点一线——图书馆、食堂、公寓，连去趟超市都懒得迈步；习惯成自然，对于出行也就无所谓。过去的我，却并不如此的。长沙天马山下，公寓靠着湘江，离学校半个钟头的路程，早上为了赶课，常常是六点三科起床，七点背着书包出发。一路上呼朋引伴，海阔天空地便聊开了，顺便在路边的小摊小贩买上几个包子、一盒牛奶，食之，味甘。时间充裕，还能在小店坐下，吃碗肉丝粉，外加两根油条，充其量三元钱。路途中要穿过湖南大学校园，我们喜欢走小道，校园林荫道上停满了自行车。说也奇怪，湖大的公寓靠近校区，可自行车奇多。师大的公寓离校园老远把远，自行车反而少了。那段日子，周末时也喜欢出游，也不乘车，就是步行。记得有一次，同几个哥们，从天马山下出发，沿着湘江风光带，穿过湘江一桥，河中间是橘子洲，我们从桥上过渡到橘洲。从橘洲这头到橘洲那头，整整一个下午，都耗在那座水陆洲上。

       下午放学后，朋友们都喜欢爬山。从岳王庙上去，在山中漫步，聊些生活趣事，或者寻找自然的韵味。当然，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也喜欢寻找岳麓山上的墓地，做些实地考据（这还有益于学习，大三那年，学校组织实习，一位老师分配的任务，居然是调查山上的墓地，并列出墓主的生平事迹）。偶然一次机会，我们发现了杨树达的墓，还有一位湖南大学校长的墓。杨树达的雕像矗立在师大文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大家戏称他为“达叔”。山里的墓我们还是第一次发现，那儿静静地躺着一位故去的文字学家和史学家，也许肉身骨骼早已化成春泥，而从旁经过，我总能兴起不少兴废之感。岳麓山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墓，无名小卒的墓，早已被后人的脚步踏平，只有在清明挂扫之时，待得小土堆插上祭花和供品，我们才晓得那是别人的安息之处。当然喽，山上不乏名人之墓，墓边修葺整齐，茂林修竹，青翠的柏树矗立两旁，同时还专门修筑供人参观凭吊的路基。这些名人的墓穴，多为辛亥革命的先烈，如黄兴、蔡锷、陈天华。陈天华在日本陶海自杀，尸体运回长沙，安息之地就在岳麓山。据史载，当时的安葬仪式，极其壮观，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少，纷纷为这位英烈送行。彼时湘江尚无大桥，棺木用船运送过江，两岸站立黑压压的人群。陈天华安息于岳麓山，另一位清末的激烈言论家，写出《新湖南》的杨笃生，亦是一位以身殉国的英烈，他的墓却不在。除这两位外，谭嗣同也算是为主动引颈就刃的壮烈之士。这三位人物，何其激昂，竟不惜生命，轻死剽急。又是三位湘人，同处晚清那样一个时代。令人叹息、扼腕。很早的时候，大约还在长沙时，我就有个想法，希望能为三位人物做个合传。这个传记不在乎历史的考证，只期待用激情的笔调，写照出他们内心的复杂心态、壮烈行为背后的慷慨激昂和那个时代的急迫。这只是个美丽的梦，当时的那批朋友，兴致颇浓，大家都怀着一颗不平凡的心，一位衡阳的同学，甚至扬言要重振船山书院。时过境迁，有些同学硕士已快毕业，日日为生计奔波，世俗的事情侵扰不断。偶尔向他提及当时的理想，彼君苦笑不止。确实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虽然，我仍然怀着一个简单的心，盼望着能在岳麓山下有个小窝，那些朋友们也都回来了，重叙旧梦。也许这真的是个梦而已。

       

                    

                                英国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德国人说“德性就是力量”

 

                                中国人说“团结就是力量”

这两日睡眠不好，皆花痴造的因，花痴是好的，但不能耽误睡眠。

      大师皆神经病，这是我讲的，我讲，人言微轻，谁相信。不过，这话章太炎也讲过。许寿裳是太炎的弟子，乃当年东京民报社听说文的八大好汉之一，在为其师作的传记中，许提及一段故事。1906年，太炎被同志迎至东京，主持《民报》，在欢迎宴会上，太炎自述生平经历，并以反满复汉自勉，其中有段论学论人的话，颇精彩，今不妨做回文抄公，记录如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    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但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都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祸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

 

     太炎的神经病说，真是妙极了。照我看来，那些发非常可怪议论的人，都是神经病。只有神经病才会视功名利禄为无物，只有神经病才将毒剂作汤药，只有神经病才发前人所未发。太炎讲自个是神经病，他真能洞察自我，同时也毫不谦让，自己给自己戴个神经病的帽子。而且，太炎不光是上面所讲的神经病，日常生活中也是个神经病。据许寿裳的回忆，“先生是一个赋性恢弘而又远略的人，他论证、论学，固然头头是道；但对于一些细微末节，甚至自己的饮食起居，却又毫不经意。”太炎到苏州定居时，尝往市街看房，觅得一居，见是楼房，前有小河垂柳，后有修竹。遂大喜过望，立即付款购之。事后才发现，购房款实超出市场价很多，更糟糕的是，房内破破烂烂，根本无法居住，可其时契约已签，悔之晚矣。另有一事，太炎饮食，从不挑剔，只吃离身最近的饭菜，可见他对饮食从无专好。神经病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邋遢、不休边幅，太炎亦不例外，其弟子忆及，他常衣裳不整，胡子拉杂，直到汤夫人嫁进章家后，太炎才略微整洁，可能是汤夫人相夫有功吧。

      可见，太炎这个神经病，确实病得不轻，但也就是这样的神经病，才会将全部精力灌注于学术，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普通人担当得起的，惟有太炎这种神经病可。只可惜的是，当今这个时代，大师委实太多了点，筛掉那些伪大师，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也少了点太炎那样的“神经气”。

 

      今晚，请花痴恰烧烤。虽然我还是很笨拙、木纳，还稍带紧张，不过很开心。     

     为应付后天的课，晚上翻看李欧梵先生的书。李先生搞文学的，写过小说、散文，当然他的文学研究自不待说，也是很了不起的。我读那本《上海摩登》，全然没有之前那些著作的枯燥与烦闷，因其文字优美，又没太多学术著作那严格的框架限制。对于城市文化的书，我一向缺乏兴味，今被李先生的名作吸引，连自己都感到惊讶。

      开始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还是年初的事情，记得是段炼师兄的推荐，于是挑了上卷，放于床头。借此书的本意，并非要做什么学术研究，如段兄讲的那样，实则当作一般的消遣读物，大概是整日沉浸在故纸堆和哲学书中，不免有点“审美疲劳”，借以调剂调剂。这如同日常饮食，南方人惯吃米饭，偶尔也来几顿面条，总也不觉得有多腻，甚或胃口还大大的好；北方人也该如此，隔壁宿舍的河北好汉，真是个饱含气节的“汉子”，从年头至年尾，尚不曾见他吃过米饭，其实这又太过了，隔三差五来点米饭，不也能打消“尚能饭否”的疑惑么！

      《回想录》中有许多故事，自己的，别人的，家的，国的，样样皆有。许多史家拿这些故事当史i料，这是不错的，不过仍得慎重，因为作者的回忆录，总不免掺杂个人感情，而褒贬、针砭、盖棺论定，谁又能说得清呢。不止周作人一个人说不清，那些号称“价值中立”的史家也道不明。再则，回忆是作者事后的追想，因年代久远，飘渺不可追忆的情况也是有的，《回忆录》也许就存在张冠李戴、年代错置的描写。此外，周作人或隐或显地揭露了一些知识界的“内幕”，这些东西，照今日眼光，属于“八卦”之列，如某某教授爱逛“八大胡同”，某某达官“金屋藏娇”，某某校长嗜吸鸦片烟，某某君子道貌岸然。这些个“八卦”，为周作人的“苦文”增色不少，甚至令读者捧腹不止。

      周作人的“苦文”，独步天下，少有能模仿者，他可谓是白话文的一宗。新青年同仁中，胡适之提倡白话甚力，开风气的功劳非胡君莫属，遗憾的是，他的白话文，如同白开水，平易是平易，却少了几分雅韵。周作人也是白话文的干将，几十年后，《回想录》中还曾毫不客气地奚落林琴南的古文；他作白话文，实是小品文，文章就如同讲话，还掺进不少绍兴方语。不过，小品文又不等同于“愚夫愚妇”的日常对话，而是经过提炼，雅化了。其实，“苦文”并不好读，就像品茶一般，不是甜，反而若带苦涩，其中的成语典故、地方歌谣，如同信手拈来，不具备较好的“国学”根基，读周作人的“苦”文，实在是苦到家了。

      上面是一个总体概述，不涉及《回想录》中具体内容，下面的杂感，我可以摘录一些故事，作为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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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觅友有多种途径，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失为好的对象，关键的一点，朋友之间要祛除各种世俗性关系的羁绊，毫不保留地交往，套用一句电影台词：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交可遇而不可求，心底坦荡之人，世间少有，恰似长在悬崖峭壁的灵芝，需有缘的采药人来发现它，珍视它。伯牙子期，高山流水，好似神话，流传至今，其实古人未必如今人所想象的那样，它寄托的乃是后人神往之圣域，世间真有伯牙子期之事，也是凤毛麟角。古人心中，同年、同窗、同乡等地缘和学缘尤为重要，可视为一种文化之网络，如同蜘蛛结网，自居中央，周围吐的丝，就是那人际交往脉络。织的网越宽、越广，人的道路就越宽阔。现代人何尝不如此呢，人人居于中心，离此中心最近之人，非亲人至爱莫属，依次往外推，亲属、师友、同事各占其位。费孝通先生用差序伦理解释乡土中国之人伦关系，实乃真知，古人看重乡情乡谊，那人伦关系，如同石头落水，激起一阵一阵波纹，石子落地之水域，波纹较强，渐趋微弱，直至浪静风平，而那强弱不等的一圈圈波纹，不就是个人的人际脉络嘛。高中时，曾问一挚友，如何看待人际关系，他倒也直爽，干脆来一排序：双亲居首，知交如我辈者居次，未来的内人再次，一般有朋居末位。他将我排第二，仅次于其父母，倍感荣幸，自以为此君真是“知我者为我心忧”。事后一想，我俩虽志趣雷同，无话不谈，但还不至于占据那等重要位置。多年后，知交与我，天各一方，疏于联络，当年的青春豪情，只能从回忆里寻觅，偶尔通电话，不过谈谈近况，或者追忆似水年华，有时还不免陷入无话可谈的尴尬境地，所谓视我为“仅居双亲后之重要人物”，不过一句笑谈罢了。自始，我悟出一道理来，挚友难求，泛泛之交却易得，只是不能将泛泛之交理想化、神圣化，以免到头来失望透顶，转而生得一番恼怒。

     前几日，上网碰到一位本科时的同学。互致问候后，聊起了各自的生活，结果自然难免勾起昨日的回忆，顺便将两地对照了一下。想想也对，从湘水麓山到沪西樱桃，改变的不仅仅是地理环境，伴随而来的更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五湖四海的求学者，比起曾经三湘四水，那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故此，生活也变了许多，回想过去，看看今天的自己，不觉别有一番滋味涌向心头。现不妨将过去和现在作一对比。

 

学习

本科：彻底遗忘考试，偶尔读读小说，看看言情，学术据说只是传说中的。

研究：考试迫不得已，书一本接着看了一本，有时也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

 

运动

本科：天天抱着篮球，流过汗水，也流过血水。想想也挺怪的，那时就咋地那么爱球呢，还将公寓惟一的“公共空间”当成运动场。同学说，球场上我是拼命三郎，其实不对，我只是认真罢了。

研究：偶尔经过球场，看看那些挥洒汗水的少年，心想，那不就是昨日的我嘛。不过，看看自己日益臃肿的身体，不觉感叹一声：一定要坚持运动。

 

朋友

本科：一群青涩少年来自三湘四水，不高不矮；没事喜欢瞎聊天，爬爬山，打打球，逛逛街，玩玩牌，喝喝酒，谈谈女孩，少年无忌，偶尔闹闹别扭，但其实没什么，明儿个照样厮混一块，插科打诨。

研究：一群70、80年代的男人、女人，聚在一个叫闵行的地方，不欢不喜，不哭不闹。

 

爱情

本科：遥想当年，第一次牵着女孩的手，汗液直冒；遥想当年，我们也有许多憧憬，谈文学、谈音乐、谈人生、谈理想；遥想当年，也曾相互许诺，别相信上帝，请相信爱。

研究：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纯洁的，但在这个世俗时代就不是，请远离爱情吧，有人如是说。

 

网络

本科：网络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可以驱散漫漫长夜的困顿，游戏也是个好东西，无论现实世界多么无助和让人失望，它就是能让你找到一种据为己有的满足感，QQ是个好东西，可以人人戴着个面具，其实背后都是男盗女娼。

研究：曾经的朋友，只剩下不再跳动的QQ头像；偶尔上上网，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其实网络真TMD是个虚假的东西。

 

地域

本科：那是个娱乐的城市，娱乐至死，娱乐得又活过来，有事没事喜欢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挂嘴边。

研究：沈从文早就说过了。

 

现在，作一总结吧：

 

本科：有点随意、颓废、潇洒、自由、天真、幻想。潇湘细雨，巍巍麓山，那是一生中最美丽的记忆。

研究：有点忙碌、沉静、自我、局促、实在、好强。沪西闵行，婉约樱桃，会是一生中最丰富的知识宝库吧。

 

 

    昨晚的奥运开幕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有点漫长，主火炬台点燃时已是8月9日的凌晨。当204个国家的代表队依次入场时，“兴奋点”明显下降，坐在旁边的同学瞌睡连连，只有非洲国家那古怪到原始的服饰和养眼的美女才会激起一片骚动。中国队入场后，本以为点火仪式立刻进行，却没料到还有繁琐的宣誓和讲话。

      翻看博客，近两个月没更新了。本想写点文字，记录生活点滴及读书感悟，但一直拖沓；即便平时偶有所悟，亦被世事俗务所缠，回到宿舍时已经提不起精神，更毋论读书作文。其实，读书作文本是一物之两面，不可截然分开，既读书，必然有所感悟，将这些感悟写成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文章，这又是在读书之后“更上一层楼”。因此，读书和作文是不可分割的。就我而言，读书倒是没中断过，即使整天杂物缠身，临睡前也翻翻书，这如同睡觉前梳洗刷牙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仅此而已，读书之后，我不喜欢作文，而且总觉得“言不尽意”，无法将所思所想用流利、清楚的文字表达出来，这是我的大弊病，须时加注意，勤思考，多练笔。下面就记录几个月来的心情吧！

     6月31日，思想史最后一次课结束，繁忙的一个学期才划上句号。之前的5、6月，既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其中两门课要提交论文；此外，许老师开设的思想史课程也不能置之不顾，每半个月照例要阅读参考书，上课前要提交读书报告，因此，思想史课程占据了不少时间。总计下来，这个学期共有6门课，上课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则阅读许老师开的参考书，其他时间我喜欢读一些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亦兼及一些中国思想史经典著作，但总是不各种各样的考试所打断，有些书看了一半便丢下，实质上没多少收获。6月份是最忙碌的一个月，这个月有几门考试，思想史也有三次考，一大堆书籍等着我去看。幸好我挺过了魔鬼6月，考试也顺利通过（虽然不很理想，但奖学金无忧），思想史课业没拉下。

    思想史课结束后，和许老师交谈一次，论及学年论文诸事。我向老师坦言，希望写一些关于学术思想史方面的文章；许老师没有反对，鼓励了一番，并指点了几条门径和思路。自此，困扰一个学期之久的问题终于解开了，我决定将兴趣集中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在此基础上力求拓展。7月3日至10日，我到父母打工的地方小住，半年未见，甚为挂念双亲，放假后就急忙去嘉兴。父母亲在嘉兴市濮院镇的一所加工厂工作，厂主是父亲的亲侄儿，亦是看着我长大的堂兄。厂中职工大多来自湖南、四川、贵州、安徽等省，许多人还是从老家来，讲永州方言，平时与他们交谈，甚为亲切。父母工作所在的濮院镇是闻名的古镇，宋朝以来即使纺织名镇，近几年来发展很快，周围一下子冒出很多大型毛织加工厂，国内一些知名服装品牌变是通过此处的原始加工而售出的。因为各类突然涌现的轻工企业，来这里打工的外来人越来越多，使小镇变得日益繁荣；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那天下午抵达时，小镇令人意外地安静祥和，平时推着板车往来的小商小贩不见了踪影，各种三轮摩的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几架人力车在街上游荡，招揽顾客。后来问父母亲，才知道是奥运会惹的祸，其时，政府下达一通知，为迎接奥运会，开三轮的不许再开，以免污染环境；摆摊的不能再摆，以免影响街头卫生。于是乎，那些赖此维系生计的三轮车夫和摊贩主便失业了。了解了个中原因，不觉大为感叹，其实，奥运会与下层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不关心中国得多少金牌，火炬传递是否顺利，那些国家抵制奥运会，他们在意的是生活，生活好不好是最重要的。因此，当三轮车夫和摊贩主因为奥运会而被整肃的时候，那些打工者非常愤慨，甚至有人诅咒奥运会。我想，这可以理解，毕竟生活好不好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也许这是国家与民生的对反吧。在父母亲那儿无事可做，每天陪着他们，看着他们工作，聊聊家常，顺便聆听父母那永远不变的唠叨，比如说要入党，以便找份好工作；要结交富家子弟、官宦人家，以便拉关系、攀人情；要早点找女朋友，早点结婚等等。每到这种时候，我都沉默不言，并不反驳，惟言诺诺；其实，我并不想遵照这些意见而展开自己的人生，但又不想令双亲为我担心。

     7月9日，辞别父母，回到学校，一则为学年论文做些准备，二则小兵师兄希望我写一片书评，以练练笔。书评是关于杨国强老师的新书《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此书已通读一次，但没有做详细笔记，回来后又重读一次，忽有所悟，于是花两天时间，完成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这是第一次学写书评，许多方面尚不能令自己满意，后交给小兵师兄修改。说来惭愧，错误满箩筐，主要是行文走笔方面的；于是遵照小兵兄的意见，逐条修改。修改完后，我便将稿件寄给《文汇读书周报》，但数日过去后没消息，由此而知道“文章”被弊掉了。我是第一次写书评，第一次向报社投稿，也没抱很大的希望，文章不符合要求也实属正常。但是，稿子投出去了，心中总有牵挂。过了几日，也不再去想它，沉静下来去看戴震的书。

    回学校后，王老师通知说图书馆招助管，每月工作96个小时，工资由研究生院付。我没想太多便报名参加，能利用假期挣点钱，也能减轻常年向父母伸手要钱的愧疚；只是工作时间有点长，读书只能安排在夜间，我深为遗憾，因为那谋划已久的暑期读书计划要泡汤了，又暗自惆怅：“做好儿子难，做好学生难，做好儿子和好学生难上加难。”

     此期间，有一件事困扰我的心神。7月21日是另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天是小花的祭日，两年前，我的室友，那个天真、热情、执着的男生，为了两位溺水小孩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事情，朝夕相处三年，那么多美好的约定和憧憬，可是就在短短几分钟，死生相隔。小花离开我们两年了，他独自远行，我们还在尘世扑腾。两年来，我们都没忘记小花，虽然同学们天各一方，为理想奔逐，为生活劳累，可大家又怎能忘记一起在麓山湘水度过的青春年华？天马山、堕落街、篮球场、木兰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小花走了，已经两年了，我常常想，要是他还在，大学该是一段多么美丽的回忆，可惜小花已不能陪我们风雨兼程。21日那天，我心神不宁，晚上回宿舍后，想写些什么，纪念我的朋友，但是终于没有下笔。小花，安息吧！你的父母兄弟一切都好。同学们会回来常来看你的，一起回638，为你擦去遗照上的灰尘；一起去衡南，你的老家，为你扫祭。小花，大家不会忘记你。

     前两日，奥运火炬在家乡湖南传递，有心关注了下。4日在长沙传递，长沙人自诩“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火炬传递也要玩点新花样，以显示长沙人的“创新”和“不甘人后”。这回，他们果然没让湖南“失望”、没让中国“失望”。据报道，长沙传递的起点安排在岳麓山下的爱晚亭，点火仪式尽显“新意”。晨八点，奥运火炬手在数十名护卫手的簇拥下从岳麓山走下来，诸位看官，这十几名护卫手可真奇怪，他们没穿奥运服装，而是身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生服，他们手挽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谁都知道，这一群“演员”代表着曾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这是奥运火炬传递，象征着和平、友谊，为何出现这种饱含“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场景？兴许，这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去年，湖南卫视拍了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反映地就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求学生活。搞笑地是，这种历史剧竟然被湖南电视人拍成了青春偶像剧，长沙人的娱乐精神可见一斑。我猜测，奥运火炬传递的开幕式就是湖南卫视的导演吧，否则何至于愚蠢到弄出那样的“新花样”。

     这还不够，接下来有更精彩的。火炬传至爱晚亭，此时，广场上近百名学生集体朗诵梁启超的文章——《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独立则国独立”，雄壮浑厚的朗诵响彻云霄、回荡山谷之间。在电视上见此画面，内心忽然震动，我不是为他们的激情朗诵所感染，而是深深的反思。奥运会，本质上只是一场盛大的体育竞赛，如众人所说，它不是政治性的，也不因该将其政治化。可是，我们的民众呢？我们的政府呢？是我们自己先将奥运会政治化，是我们的民众对奥运会倾注了太多的民族感情。此次集体朗诵任公《少年中国说》不就是明证么？《少年中国说》一文，倾注了任公太多的国家富强情愫，那充满宣传鼓动性的语言无不使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可是，这仅仅是奥运会而已，只是火炬传递而已，难道国人非得从奥运会中寻求民族国家认同么？难道只有这样才显示中国之强大么？依我看来，集体朗诵《少年中国说》与“519”哀悼日天安门广场万人齐呼“中国加油”没什么两样。

     更让人气愤者，火炬长沙传递极尽扰民之能事。据在长沙读书的同学告知，火炬还在安徽时，长沙便有人传言藏独分子要扔炸弹；结果火炬还没到，便弄得人心惶惶。火炬一到，更不得了，交通管制，严格的审查，弄得满城皆是火炬味。搞笑的是，火炬长沙传递已经结束，车队都快到湘潭了，潇湘大桥的交通管制还没结束。真可谓，火炬传递又把长沙人“娱乐”了一把。

建构的传统“共同体”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

 

一、乡村建设的缘由

民国时期，梁漱溟热衷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将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付诸实践，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外部因素而导致的失败。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无中生有的稀罕物，其中必有缘由，佛家曰“有果必有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之因便是梁漱溟对秩序的追求。

在梁漱溟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已混乱不堪，政治、经济、文化完全失调。政治上，中国无法建立统一的政权和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则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也顿然随之俱非，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制度联系不上，直乱到今天。”（《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页，下面引文简称《乡》）经济上，中国没有走向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相反，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的挤压之下日益凋敝。另一方面，西洋文化在外缘的冲击导致了中国严重的文化危机，传统的礼俗、制度、学术、思想已失其准的，而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故传统文化的危机对乡村的破坏尤大，梁漱溟说，“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将当时中国的混乱、无序诊断为文化失调，“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乡》，第22页）面对中国社会的无秩序状态，梁氏开出的药方便是乡村建设，并期之以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他说：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更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乡》，第19页）

 可见，梁漱溟对乡村建设委以重任，视之为解救当前危机的稻草，这种价值取向也体现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书名上（该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此期待下，梁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演绎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追溯历史，后人往往视梁漱溟的理论为空洞、不切实际、“乌托邦”，而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失败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饱含温情，因此，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汲取了传统的思想资源。故此，我认为：梁漱溟建构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西方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或社群，毋宁更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共同体”。

二、建构的传统“共同体”

这个小标题中，有两个关键词：建构、传统“共同体”。建构一词，不仅表示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的思想创造，而且还有更深层的涵义，那就是，乡村建设是一个理性的组织过程，有一套完整的实施方案与组织机构，而这个特点是传统“共同体”所不具备的。传统中国的“共同体”，主要指家族、氏族、以市场为中心的村落等等。在这些“共同体”中，伦理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经济上则是自足的团体，而小“共同体”的普遍推广则构成一个大“共同体”，如地方的行政区划或朝廷。这样的“共同体”社会具有什么特征呢？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图画。概括言之，那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宗教不甚发达，人们崇尚和谐、和平。但是，这种社会在近代却逐步崩解，传统的各个面向纷纷丧失其约束“共同体”社会的作用，到民国时期，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进入无秩序状态，故而登高呼号，提倡乡村建设运动。

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汲取了传统思想的多种资源，如，他重视礼俗和伦理在维系乡民关系上的作用，主张先农后工等等。他绘制了一幅乡村建设运动成功后的美好蓝图，其中要达致六项目标;

“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并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不相离的；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是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乡》，第355—361页）

这六项目标，大多是传统“共同体”社会的组织规范，如重伦理、教化、理性，以乡村为本，其中，梁漱溟尤为注重伦理。在乡村建设中，伦理高于法律，“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面颁行法律。所以新礼俗的开发培养成功，即社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养成功。”（《乡》，第118—119页）。当然，梁漱溟所谓的伦理与古代的伦理纲常毕竟有区别，梁氏关注的是个人对“共同体”的伦理，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他认为，个人在“共同体”中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而非消极无为，是积极参加“共同体”活动的，而非“一盘散沙”式的。故，梁漱溟说：

“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个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乡》，第146页）

这句话殊为值得注意，梁漱溟自几也承认，“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固有精神的团体组织，同时又吸收了西洋人的长”，所为吸收西洋人的长处，大概指乡民的积极向上精神，指乡民作为“共同体”一分子而具备的参与意识，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在梁氏看来，这是西洋人的长处，正好可以医治中国人“散漫不团结”的弊病。

乡村建设的诞生是为实践而预备的，因而它有一套完整的实施方案和组织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理性的建构过程，而古代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千百年来形塑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与传统“共同体”的区别所在。

理性的建构需要一套制度和组织保障，而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组织系统主要包含四个部分：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总干事）、乡民会议。四个部分各具特色、各司其职。乡长司“监督教训”之作用，主要是防止系统运行过程中流弊的产生。乡农学校司“推动设计”之作用，主要是由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团体系统，以指明前进的方向，实质上是一种先知先觉型的“启蒙”。乡民会议司“立法作用”，主要是要让每个分子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乡公所司“行政”之作用，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三、小结

无秩序是梁漱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是他坚持不懈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缘由；读其文字，很能感受到一种急迫的情绪，这源于他期冀重建社会组织结构的强烈愿望。但是，后人往往视其理论为不切实际或“乌托邦”，而忽略了乡村建设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我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所建构的团体很难用西方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或“社群”来解释，而毋宁类同于传统中国的“共同体”。

当然，在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过多地缠磨于政治势力之间，处处受外部环境之制约，兼以自身理论的局限，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但是，它留给后人深刻的反思。在20世纪的变迁中，中国没有建立西方式的社会，1949年后更经历巨大的社会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迥异于传统的“共同体”和西方社会。不过，1978年后，传统的“共同体”有某种回潮迹象，在乡村社会中，伦理在相当程度上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家族共同体重新涌现，这可从当下日益火热的族谱、家谱修订见其一斑。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其中是否有值得可取之成份呢？

        夜半残月意阑珊，

 

      最近有点不知所措，内心躁动不安，思绪飘渺不定，深夜噩梦连连；加以春夏之交，天气阴晴不定，更添几分愁绪。偶尔凭窗远眺，思及近一个月来所发生之事，不觉哑然于心。所有的困惑、焦躁，不过平日中琐碎之事，林林总总；但是，正因这些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让人难以招架。